他們的成果讓導彈實現(xiàn)“千里點穴”

　　這可能是未來戰(zhàn)爭中的一個場景：交戰(zhàn)雙方正在激戰(zhàn)，突然，空天導航衛(wèi)星被摧毀，信號隨之中斷。但戰(zhàn)場并沒有沉寂，部分高新武器依然按照計劃擊中既定目標。

　　這種精確打擊技術的背后，離不開自主導航系統(tǒng)一個叫做“激光陀螺”的核心器件。國防科技大學激光陀螺技術創(chuàng)新團隊為此已經(jīng)奮戰(zhàn)了43年，他們使我國的激光陀螺從無到有、從弱到強，為我軍“能打仗、打勝仗”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。

　　堅守

　　1991年海灣戰(zhàn)爭中，美國的“戰(zhàn)斧”巡航導彈大放異彩，令世人矚目。而讓“戰(zhàn)斧”巡航導彈實現(xiàn)“千里點穴”功能的核心器件，就是激光陀螺。

　　激光陀螺，又叫環(huán)形激光器，它在加速度計的配合下可以感知物體在任意時刻的空間位置，被譽為武器平臺定位導航系統(tǒng)的“心臟”。

　　美國人于1960年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臺激光器后，馬上開始激光陀螺的研制。上世紀70年代末期，相關技術在戰(zhàn)術飛機和戰(zhàn)術導彈上試驗成功，從而在世界范圍內(nèi)掀起新一輪激光陀螺的研制熱潮。

　　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錢學森，敏銳地捕捉到了激光陀螺巨大的潛在價值和廣闊的應用前景。1971年，在他的指導下，國防科技大學成立激光教研室，開始了艱難的探索之路。

　　當初，我國有十多家單位開展這項研究，最后絕大多數(shù)都因基礎工藝過不了關而放棄。

　　“正因為這樣，我們才更要堅持下去。如果我們不干，就可能給國家留下空白！”中國工程院院士、團隊負責人高伯龍擲地有聲地說。

　　剛剛開始研制激光陀螺時，高伯龍和他的同事連制作激光器用什么材料都不知道。一次，他聽說大理石膨脹率較低，可以選用。為節(jié)省開支，他就推著平板車到長沙火車站工地去撿廢料，一次又一次，風雨無阻。

　　高伯龍患有哮喘病，膽囊和心臟也有問題，常年靠超劑量服用藥物控制。有一年，組織上送他去北京治療，臨走時他囑咐大家：“我這一去不知會怎樣，但你們一定要堅持搞下去，給國家有個交代。”

　　1994年11月8日，我國第一臺激光陀螺工程化樣機在國防科技大學誕生，繼美俄法之后，我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能夠獨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國家。

　　攀登

　　團隊在研制工程化樣機時，最大的攔路虎就是被稱為“關鍵技術之首”的鍍膜。為了突破工藝技術這道難關，高伯龍放棄多年鐘愛的理論研究，轉(zhuǎn)向?qū)９セA工藝，向膜系設計這一難關發(fā)起沖鋒。

　　沒有薄膜光學方面的資料可以借鑒，他們就從最基礎的理論出發(fā)，開始具體膜系的計算和分析。當時國內(nèi)計算機還不是很普及，沒有現(xiàn)成的軟件可用，他們就自己動手編程，完成了膜系設計。

　　為了檢驗鍍膜的效果，高伯龍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高精度的膜片性能測量設備。當時國內(nèi)外流行的設備精度普遍不高，高伯龍經(jīng)過仔細研究，想出了一個全新的測量方法，成功研制出高精度的反射率透射率測量儀。該儀器的發(fā)明，為團隊提供了一雙“火眼金睛”，大大提高了鍍膜工作效率。

　　在團隊中，無論是兩鬢斑白的老教授，還是歸國不久的年輕博士，他們都既是理論研究領域的“白領專家”，又是工程一線操作的“藍領工人”。

　　超精密的光學加工也是激光陀螺研制的一個重要技術難題。手工拋光的玻璃表面質(zhì)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——個別質(zhì)量相當好，但大多數(shù)都成廢品。無數(shù)次失敗讓團隊成員備受折磨。

　　“從頭再來！”金世龍教授斬釘截鐵地說。他舍棄了原本從事的光學理論研究，來到加工生產(chǎn)一線，從最普通的工藝入手，拜工人為師，潛心一線加工。經(jīng)過1000多個日夜，他們攻克了一系列工藝難題，掌握了具有完全知識產(chǎn)權的腔鏡光學加工技術。

　　經(jīng)過43年發(fā)展，團隊已成為我國激光陀螺研究領域的國家隊和主力軍，他們成功研制出幾大系列、多種型號的激光陀螺，多項技術達到國際一流水平，創(chuàng)造了我國在該領域的多個第一：研制出第一個激光陀螺實驗室樣機、工程化樣機；第一個實現(xiàn)激光陀螺產(chǎn)業(yè)化生產(chǎn)；是第一家具有獨立知識產(chǎn)權并能全閉環(huán)研制生產(chǎn)激光陀螺的單位。

　　奉獻

　　“非淡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”。在激光陀螺團隊的會議室，掛著這樣一幅書法作品。

　　創(chuàng)業(yè)之初，條件十分艱苦，沒有場地，他們就將一個舊食堂改造成實驗室，因為科研需要還要封閉起來。為讓有限的經(jīng)費用在刀刃上，實驗室里沒有安裝空調(diào)。一到夏天，就變成了大悶罐，大家在里面揮汗如雨，通宵達旦地干。到了冬天，實驗室就成了大冰窖，陰冷潮濕，很多人手腳長滿了凍瘡。

　　1994年工程化樣機通過國家鑒定的那天晚上，高伯龍和他的同事難得輕松地從實驗室回家。走在校園寧靜的路上，他突然發(fā)現(xiàn)路邊多了一棟新樓，不解地問：“這里什么時候多了棟新樓？”同事哈哈大笑起來：“你才發(fā)現(xiàn)??？這棟樓一年前就蓋起來了。”

　　2008年年初，還有一周就過年了，團隊為了完成車載試驗，帶著設備從長沙出發(fā)，直奔南岳衡山。受冰災影響，200多公里路程開了6個多小時，到達山腳下已是夜里。大家頂風冒雨爬到山頂祝融峰上開始實驗。

　　凌晨2點完成實驗后，他們在山上找到一家賓館抓緊整理數(shù)據(jù)，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起，開門一看，幾名保安站在門外——原來，賓館服務員見他們深夜抱著箱子抬著柜子，進進出出、神情興奮，誤把他們當成了小偷。

　　由于保密需要，團隊成員的學術論文不能公開發(fā)表，沒有論文和獲獎成果的支撐，很多專家做了無名英雄，但他們說：“相比國家利益，其他都是浮云。讓成果最大限度轉(zhuǎn)化為戰(zhàn)斗力，才是我們最大的心愿。”